教育家辈出的前提

游宇明

近几年，中华民国史特别热。民国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好时代，外患、内战频仍，一不留神，炮弹就打到你饭桌上了，老百姓想呆在某个固定的地方活命都很困难。但民国时期的教育确实办得不错，出现了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蒋梦麟、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钱穆等有影响的教育家，他们各有一套管理学校或教育学生的方法，现在，这样的教育家已廖若晨星。

中国现在的教育真的是问题多多。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不难看到各种各样的教书匠，这些人品行端庄、工作敬业、关心学生，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更没有个性化的教育实践。他们也想做好老师，但他们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上课学生喜欢听、下课学生围着问功课；他们也希望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但他们眼里的优秀学生是课堂专心听讲、考试成绩突出。此种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健全的人，而是为了制造适应社会某个职业的工具。

咱们如今难以产生教育家，教师自然负有一定责任，至少他们可以在教育方式上多一些探索，但这种责任绝对不是主要的。在我看来，一个让教育家辈出的时代至少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允许各种教育理念自由碰撞；二、教师拥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在专业上说话算数；三是优秀教师可以获得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利益。

教育是一种思想者的职业，学生没有思想不要紧，老师可以有意识培养他；教师没有思想，他的教育就会变成某种低级的动物行为，而非高级的人类活动。对于教师，没有什么东西比鼓励他们多想事，并且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去实践更重要。我们的行政管理者一定要确立这样的意识：只要教师是按照普适的道德、人文准则在教育学生，而不是教他们去打砸抢去做黑社会，我们就不要横加干涉。

教师因为专门研究教育问题，一般对专业比较在行，知道用怎样的方式去教育学生对其成长最有利，学校行政人员应该充分尊重教师对专业的话语权。如果学校对教师备课采用何种格式、试卷出题目、上课用传统板书还是多媒体都要作出具体规定，那么，一亿个教育家也会被扼杀在摇蓝里。

教育对社会和教师个人的意义是有区别的。从社会这方面说，教育是关系到全体公民福祉的一种事业，办好它有利于让国家民族长治久安。从教师这方面来说，教育行为只是一种工作，或者通俗地说，是一个饭碗。想让教师充分研究教育的规律，尽最大努力丰富教育手段，我们就必须善待取得杰出成绩的教师。我这里的所谓善待，并不是指的让其当官。在中国目前这种氛围下，让一个有成就的老师当官固然是一种善待，但真正长久的善待应该是让出类拔萃的老师通过职业本身获得优裕的生活、尊贵的社会地位。我们的体制这样做了，教育家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

中国需要真正的教育家，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能培养出未来的文学大师、美术大师、科学大师，催生真正的教育家其实并不难，只要某些手握权力的人下一点改革的决心就行。